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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稿/Ryan 採訪、整理/林慕貞

導演您當初是平面攝影出身,後來跨足紀錄片領域,如今當起劇情片導演,可否談談從靜態到動態影像之間的轉變與心路歷程?

其實我大學在美國的時候是讀電影,因為在那個年代拍電影太貴,所以到了研究所我才去念攝影。我從小就把自己定位為一個Image Maker。最早拍照是在國中,我一直覺得在影像的世界裡面非常奇妙,也就是說,現實太混亂,而「影像」是整理過後的現實。透過影像,我可以慢慢去思考自己存在的價值意義、文化,以及我從哪裡來,要到哪裡去這些事。基本上我所有的創作—不管是拍照、紀錄片或劇情片—都跟這個東西有關。所以我一直活在影像的世界,即便我是活在現實。

 

可否談談《二二九光榮事變》這部片的故事概念是如何產生?當初是怎麼想到將「生存遊戲」當成連結點?

故事最早來源是我們的副導彭之軒。他在某次勘景的場合看到有人在廢棄工廠玩生存遊戲,就產生一個idea,覺得要是把「眷村」和「生存遊戲」結合起來應該滿有趣的,而我因為一直在拍廢棄空間和眷村,這也剛好觸動我,於是就決定發展這個故事。之所以會發生在眷村,是因為它曾經很繁華,有那麼多不同的文化混在一個空間裡,它是累積的。那些人被迫來到這裡,可是現在卻因為眷村的平房要改建高樓,他們又必須被迫拆開。所以任何一個像這樣的空間,就有一個文化的濃縮,空間本身就有故事。

 

導演是因為要拍攝老舊眷村,所以選擇高雄場景嗎?

其實劇本一開始寫的時候,台灣已經有很多眷村要被拆,北部幾乎完全沒有了,所以必須要往南部找。我們要的眷村還滿不容易的,它必須要很廢,一定要是那邊的人搬走但還沒有拆,那才是我們要的狀態。因為左營有全台灣最大的眷村,我就到左營去找,後來很高興的,就在左營的「勵志新村」找到我要的感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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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否與觀眾朋友分享在高雄拍片的經驗? 

高雄的幫助滿大的啊!下南部拍片對我們這種成本不高的片子來說其實會增加額外的負擔,但就是因為高雄給我們很多的幫忙,不管是住宿或拍片協助中心的人,都非常熱心認真,而且一點也不官僚,就好像是我們的製片在幫我們做事情一樣,還滿感動的(笑)。

 

您希望能透過這部片傳達給觀眾什麼想法? 

基本上這部片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,就是族群融合的問題。我認為台灣應該是一個沒有族群問題的地方,可是因為一些政客和選舉的關係,卻扭曲或誇張了族群間的差異,對我們來講是很不好的。我覺得人一定都會有差異,可是每個人其實也都很像。台灣是很小的地方,當然不是說要像一言堂,但是不是有一個大方向,讓我們這座島的人能更相向?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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